说来也许有些难以置信，但我觉得父亲是经常回来看我们的，至少有一天夜里他是真的回家了，而且一屁股坐在了我的腿上。

那个深夜很宁静，母亲也没有犯病，她搂着美华睡在我的脚头，我依然睡在父亲这头。夜里，我在迷迷糊糊中想翻个身，但两条腿却无法动弹，像被压了一块巨石般沉重。我努力睁开眼睛，影影绰绰看到母亲的床头坐着一个人，我仔细辨认——呵，这不是父亲吗？他穿着白衬衫，戴着黄军帽，静静地看着沉睡的母亲，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坐在我的腿上。我惊喜万分，想叫醒母亲——父亲回来了，这是多大的喜讯啊！但我喊不出，也动不了，只有眼睛清晰地看到父亲坐在床头的身影，真切地感受到他坐在我腿上的份量。我急坏了：母亲和美华怎么不醒呢？父亲回来了，她们看到会是多么高兴！

然而，我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，我感到腿上一阵轻松，再睁眼细看，父亲已经杳无踪影，我急得一下子翻身坐起，大喊：“爷、爷……”母亲醒了，用脚捅捅我的身体，问我是不是“发魇”（我们那里的方言，做梦的意思）了。我失望地对母亲说：“爷刚才回来了，他坐我腿上了，现在他又不见了……”母亲没说什么，而是用脚捅捅我，让我安心睡觉。

我坐在床上，茫然地看着不远处的正方形格子窗，那里透出正方形的模糊天光，父亲是从窗户里走的吗？既然回来了，为什么不留下来？他为什么这么绝情？他为什么不要我们了？

我把头蒙进被子，委屈地哭泣起来。从那之后，父亲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尽管我每天充满期待，期待他再回家坐在我的腿上。

也许因为父亲曾是公社会计的原故，父亲去世后，生产队很是照顾我家，队里给母亲分了轻松点的活儿，就是搓绳、编草席什么的。我和美华在18岁前的口粮和学费也全由生产队解决。父亲的去世也使我们得到了村人的莫大同情，村人对我们的歧视开始有所转变，我们一家孤儿寡母就这样勉勉强强、磕磕碰碰地过着日子。

母亲是47岁守的寡，母亲对改嫁一向讳莫如深。父亲去世后约一年，就有好心的乡亲来跟她提亲，母亲一律摇头：“我什么指望都没了，只要两个丫头将来有出息。”乡亲好心劝解：“你一个人带孩子太苦，不如找个人帮你一把。”母亲还是摇头：“到哪儿去找个比夕贵更好的人？”

这些话是母亲和好心的乡亲坐在我家的煤油灯下说的，我和美华在灯下做作业，母亲在纳鞋底。堂屋正中的墙上悬挂着父亲的花圈，靠墙的米柜正中放着父亲的灵牌位和遗像，灵牌位上面用墨水写着“先夫赵夕贵之位”。母亲就坐在父亲面前，拒绝了一个又一个说亲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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